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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计划”在不断调整,高校但目标越来越清晰:希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学科专业研究基地,并面向全国地方高等院校开放,引智有新以此促进入选地方高校的动向都人才引进工作,一定程度上缩小与985高校等中央部属高校的解下差距。
近日,高校国家外专局和教育部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度地方高校新建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立项的创新通知》,在这个计划实施12年之后,引智有新今年又新增25个引智基地作为建设项目予以立项。动向都这些基地建设周期为5年,解下每年度支持经费不低于180万元。高校在这5年的创新时间里,他们要做的引智有新就是引进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学习、动向都融合、解下发展,并为我所用。
相比广为人知的985、211,创新引智计划从引进海外人才入手,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瞄准国际竞争力,“111计划”意义重大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被称为“111计划”,旨在推进中国高等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最早的提法是,从世界范围排名前100位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会聚1000余名优秀人才,形成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建设100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正因为如此,它被称为“111计划”。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帅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111计划”从2006年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实施,一直都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围绕国家目标,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引进外国人才和智力服务国家。通过引智带动国内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这对于我国科研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她看来,把人才强国和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三个板块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是这个计划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11基地”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项目的形式实施,按照“统筹规划、服务需求、科教融合、择优建设、动态管理”的原则进行。
历年评选的“111基地”,目标均为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提升学科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高等院校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
方向一直在调整,今年又有新动向
根据官方文件的规定,每一个“111计划”引智基地5年获得的经费不少于900万元。2006年,项目刚开始实施的时候,“111计划”的遴选范围为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中科院等所属“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中央部属高校。
但是这一遴选政策在2016年经历过一次重大调整。当年首次面向高等院校开放,共有15所地方高校入选。2017年共有21所地方高校入选“111计划”。2018年的动作更大,共有25所地方高校入选“111计划”。
吴帅表示,从入选名单来看,今年入选的高校基本都是实力强劲的省属重点大学。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所,以及其他地方重点高校14所。
今年的另一特点是入选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入选者明显增多。
从数据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111计划”在不断调整,但目标越来越清晰:希望打造世界一流的学科专业研究基地,并面向全国地方高等院校开放。以此促进入选地方高校的人才引进工作,一定程度上缩小与985高校等中央部属高校的差距。
吴帅在采访中也强调,“111计划”十几年来一直在与时俱进。2016年和2018年都有较大程度的调整。以今年新出的《通知》来说,可以解读为将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创新任务、学科发展前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凝炼并落实研究任务。要不断完善基地管理和运行机制,统筹外国专家团队来华期间的教学科研工作和访问交流活动,发挥外国人才在学科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她认为,这一切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着力解决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需求,要努力推进原始创新,所以“111计划”在今年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其中明确可见的有,技术类、基础研究类的项目都选取了目前比较前沿的议题,还选取了高端装备等项目,都是我国目前重点发展、亟待攻关的方向。
探索体制创新,期待走出第三种道路
实际上,专家们对“111计划”有许多重要的期许。吴帅表示,“111计划”通过结合海内外优秀人才、夯实基础研发能力,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特别是随着最近这些年的不断调整,引智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升,今年批准的“111基地”在数量上为历年最高,且覆盖了7个人文社科领域的项目,充分说明国家在科教融合和引进外国人才上的决心和力度。
但值得一提的是,经过12年的发展,“111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元培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文表示,国外的高校和科研管理体制与我国存在不小的差异,外国优秀人才的想法和工作方式与我国的教师和科学家也存在鸿沟,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如何求同存异、互相适应协调是不少基地面临的问题。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是“111计划”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吴帅也表示,对外国人才管理角度,以及管理自主权的界定都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尝试。她说,国内外的科研管理体制差别很大——里面涉及两部分人群,外国专家和国内学科团队之间的合作问题。在她看来,我们急需的是合作机制和两种制度之间的融合,走出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国外的体制,也不同于国内的科研管理体制,而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国内外人才团队的管理机制,这一点对于“111计划”最终的发展,以及科教融合的新方向都具有重要意义,说不定这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发展也能产生积极作用。